「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一、維基百科對於創新的定義：創新是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於常規或常人思路的見解，在特定環境中，去改進或創造新事物、方法、元素、路徑、環境，並能獲得一定效益行為。 二、英特爾高級院士Gene Meieran認為，創新有三種類型：突破性創新，其特徵是打破陳規，改變傳統和大步躍進；漸進式創新，特徵是採取下一邏輯步驟，讓事物越來越美好；再運用式創新，特徵是採用橫向思維，以全新的方式應用原有事物。 三、本條例既然名為「產業創新條例」，應針對產業提升創新能力相關政策進行規劃，否則失去立法立場。 四、創新屬於性質，而非類型區分標準，創新產業並非對立於傳統產業，初創企業start-up及中小企業也並不必然屬於創新產業，必須由其所營業務、產品性質、服務提供方式、知識技術內容及組織型態等面向去分析是否屬於創新產業，故無須再為產業下特殊定義。

一、本條例自民國99年05月12日立法以來，已歷六年，全球創新創業環境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甚至改寫了產業的定義。本條例若希望實踐促進產業創新的立法目的，必須重新規劃其設計及精神，以符合時代需求。 二、目前世界各先進國因應產業創新，皆趨向採負面表列方式，明列禁止原則，開放民間於除外領域自由發展，並以架構（framework）取代法令或計畫，以保持政策彈性。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創新難以建立一套操作性的定義，若以正面表列的方式，除難免掛一漏萬外，也難以於事前預先判斷出創新的發展方向，反而會限制創新的發生。因而採取負面表列原則，除揭櫫創新所欲達成的公益價值外，僅就無可違反的道德底線以及公共利益底線作綱要性的界定，以作為行政指導的依據。 三、創新產業奠基於科技發展，已非經由國家考試取得任用資格之公務員所能勝任，公部門基於公共利益之目的，宜以提供相關行政指導綱領（guideline）代替範定式的產業發展計畫。 四、我國為成文法系國家，政府依法行政，從防制人民權利被不當剝奪的角度觀之，雖立意良善，卻也造成守成過度，進取不足。況行政部門於訂定各類子法或是內規時，時常凌越立法授權，徒增爭訟，耗損政府威信。現藉由數位治理工具之提升，政府管制效能已非昔比，此於亞洲鄰近諸國之實證中可知，於產業創新此領域，實應開始改變治理思維，以集聚創新能量。 五、美國FCC目前正在進行Light Touch管制措施試驗，集中管制重心於「促進競爭」、「減少壟斷」以及「負面影響衝擊對策」。從美國的變化可得知，比起「監管內容為何」，「創造能夠更靈活地調整監管制度的機制」似乎更是政務體系需要先下功夫的地方。目前國內民眾檢視政府績效，關注重心已經不再是投了多少預算、創造多少產值，而是政府在制度上創新及回應現實挑戰，解決問題的能力。

一、以公共政策手段協助民間企業回應經營衝擊應具備高度政策合理性，否則會造成總體經營無效率。相反的，產業應於平時建立對於天然災害、國際經貿情勢或其他重大環境變遷衝擊之風險管理機制及保險投資，此舉除能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更能活化國內相關產業（如產險、商情分析、危機處理）的產值，於總體經濟有利。 二、政府提供產業調整支援措施，宜優先調度民間能量，建立正向循環，爰要求該措施不增加政府支出或是具備自償性之原則。 三、產業創新既為本法之立法核心，自應協助產業轉變其經營型態。

主管機關輔導企業建立台灣原產地製造證明標章應屬行政作為範圍，無須特設法條規範之。遇優質產品以專案方式辦理即可，強以法律定之，徒增公務人員無效益之KPI，爰刪除本條。

目前政府財政狀況並不寬裕，應專注資源於能夠提升創新質能之產業，不應再分散資源於扶助艱困產業及瀕臨艱困產業。若艱困產業及瀕臨艱困產業有其他社政或是文化保存意義者，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辦理扶助。

創新產業之發展高度依賴金融業之協力，然傳統金融業因無法有效鑑定創新產業的實際價值與風險，因而自我設限，造成創新產業之發展初期資本困窘的狀況，政府應提供適度誘因，輔導金融機構建立相關能量，以形成「資本─無形資產鑑價─創新產業發展」之間的良性循環。

一、產業創新包括突破性創新、漸進式創新及再運用式創新三種類型，政府為獎勵產業創新所進行之賦稅減免，應一體適用於以上三種類型的創新產業。研究發展比較屬於前二種創新產業的創新來源，產業經營模式的創新比較屬於第三種創新產業的創新來源，宜比照前二者適用。 二、此外，營利事業依本條文抵減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若需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六條之規定作為一般所得稅額之減項，則在所得基本稅額因此大於一般所得稅額時，會須補繳差額稅款而使營利事業於實質上無法抵減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故於第一項增訂排除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六條之規定，茲舉例如下： 某營利事業年度應納稅額100，所得基本稅額也是100的時候，二者取高時即須繳納100。如該營利事業依本條文可抵減稅額30，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六條之規定30必須做為100的減項，而使一般所得稅額為70，小於所得基本稅額100，此時二者取高時仍須繳納100，其結果形同未適用本條文。 三、任何與創新產業有關事項之認定，將會是各主管機關所將面臨的重大挑戰，目前產業輔導多半藉由學者專家所組成的審查委員會作為審查機制的主要憑藉，已被證明並不能夠完全符合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要求，但也並不因此就該透過立法做出其他強制性的規劃；在還未出現更佳的判斷機制前，仍應由主管機關設法改善現有機制，提升其效率，以辦理認定。

本法為「產業創新條例」，促進勞工就業之規範，應由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另以法律定之。

一、產業應自行保護其創新或研究發展成果，因為這一部份的能力也是產業競爭力的重要組成。 二、在政策輔導目標下，政府如果願意協助產業保護其創新及研發成果，應以中小企業為限，並以財政補助為手段，不宜介入產業建立自我管理機制的行為。 三、大型企業則應自行建置保護機制，以提升其產業競爭力，不應再接受政府補助。

一、營利事業依本條文第一項多減除之費用，若需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之規定作為基本所得額之加項，則在所得基本稅額因此大於一般所得稅額時，會須補繳差額稅款而使營利事業於實質上多減除費用的效果打折甚至全無，故於第一項增訂排除適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之規定，茲舉例如下： 案例一： 某營利事業年度課稅所得100，應納稅額為17（=100*17%），若依本條文多扣除費用100，則使課稅所得額為0而不必繳稅，即減稅17，此時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之規定多減除費用必須做為基本所得額的加項而使基本所得額為100（=課稅所得0+多減除之費用100）及所得基本稅額為12（=100*12%），此時須繳納12，其結果使得適用本條文之營利事業僅有減稅5（=原本應納稅額17-最終補繳稅額12）而非本條文立法目的所期待之17。 案例二： 某營利事業年度應納稅額200，所得基本稅額也是200的時候，二者取高時即須繳納200。如該營利事業依本條文多扣除費用100，則可減少稅額17（=100*17%）而使得一般所得稅額為183（=應納稅額200-可減少稅額17）；另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七條之規定，課稅所得雖然多扣除費用100，但計算基本所得額時應同額加回，而使得基本所得額不變，因此所得基本稅額維持200，此時所得基本稅額200與一般所得稅額183二者取高時仍須繳納200，其結果形同未適用本條文。 二、本條第二項規範，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自行使用，作為作價投資抵繳股款，可以不用計入當年度所得，其原因是智財權從授權到發展成為商品或是服務，到開始營運獲利，需要一段時間。如果在作價當年即視為所得，實際所得尚未發生，當事人卻需要繳付所得稅，會影響智慧財產權的交易意願。因此規定可以選擇以作價之時的股款為所得計算依據，延緩至認股年度次年起之第五年，始課徵所得稅。 三、本條第二項原規定個人或公司於延緩繳稅期間內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應視同轉讓而於辦理帳簿劃撥之年度課徵所得稅，此將使股票持有人無處分價金卻須繳納所得稅，而顯與該條修正後前段規定之意旨有違，故予以刪除。 四、本條第三項規範，如果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的對象不是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一樣可以不用計入當年度所得，而且沒有時間限制，要到該股權轉讓時，才以當時的交易價格作為認列當年度的所得計算依據。 五、數位經濟時代，智慧財產權是商品或是服務的核心價值，具有產業發展火車頭的性質，故促進此核心價值的市場活絡，應該是推動產業創新的第一使命。然現行條文對於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的對象區分為上市公司（廣義）與非上市公司，從數位經濟的市場邏輯來看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數位經濟的市場優勝者並不一定是上市公司。以FB為例，其上市前之公司估值已遠超過目前國內多數上市公司的規模，故宜取消此差別規範。 六、故因讓與或授權對象為上市公司（廣義），便以作價之時的股款為所得計算依據，且僅保留五年。對象為非上市公司（廣義），便以交易之時的股款為所得計算依據，且無時間限制的規範，便無正當性可言。 七、市場狀態千變萬化，現行條文的規範僅以經營獲利作為設計基礎，忽視創新產業高淘汰率的市場現實。不區分公司性質是否屬於上市公司（廣義）、以作價之時的股款為所得計算依據，且不設定延緩繳稅的時間限制，可減少大量爭議，且不降低智慧財產權讓與或授權的誘因。 八、由於公司減資銷除股份以彌補虧損時，股東並未獲得任何對價，如果要課徵所得稅，不僅與量能課稅原則有違，更是在技術商業化失敗時加重懲罰提供者，而不利於創新環境之營造。有鑒於此，爰參考財政部99.6.18台財稅字第09900113280號令關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之課稅規定，於第三項但書增定此時股東所得為0。

「訂定評價服務基準」、「培訓評價人員」、「建立評價示範案例」等事項皆非政府專業，宜由民間專業人士自行辦理，建立市場評價。若市場出現脫序行為，可由中央公平交易主管機關依法辦理。政府應善盡公共財配置者角色，建立資料庫，有效維運，並推廣應用即可。

一、目前為全球高度競才時代，我國欲推動產業創新，必須對國際社會高度開放人才引進。行政院指定專責機關建立產業人才資源發展之協調整合機制，該機關若無引進國際人才之能力，形同虛設，爰要求其推動事項需具備開發國內外人才資源之能力。 二、日本國會於2013年12月13日通過〈國家戰略特別區域法〉，據此於2014年5月1日發表第一波指定戰略特區名單，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各種法規鬆綁，促進地方產業活化發展，並與國際接軌，尤其盼能將雇用、醫療、農業等長久以來被各省廳及既得利益團體固守如岩盤般的既定規範，找出突破口加以擊破。 三、基於福岡市創業比率（7%）遠高於全國各大都市平均數據（4.9%），使得福岡市被指定為「全球創業暨雇用戰略特區」（Special zone for global startups& job creation）。此一特區的目標在於透過雇用條件的調整與雇用制度的改革，吸引國內外頂尖企業與人才進駐。 四、福岡市提供六個月的創業簽證，該簽證期間可以從事公司設立準備，可以申請銀行帳號，申請電話號碼。並設立了半官方的StartUp Cafe，提供國外公司來日本創業時所需要的指引、資訊轉介。

全球化數位經濟時代，政府已經是相對資訊弱勢，並無能力訂定各產業能力鑑定證明之核發、換發、補發、撤銷、廢止及其他相關事項，宜授權民間團體或機構辦理相關業務，政府僅為授權辦法之制定與執行者，並建立禁止事項，例如詐欺行為或是非法販售證明書等行為，隨時考核。

全球化數位經濟時代，相對於創新產業，政府已居於專業能力之弱勢，其輔導措施往往失之偏頗，績效不彰。反之，國際專業產業人才培訓機構於引進國內時，屢因法令過時致滯礙難行，故政府應專注於簡化跨部門法令障礙，協助先進機構引進創新能量，甚至以專案方試辦理。

一、數位經濟時代，人的知識含量及執行能量是產能的最主要構成，因此各國無不競相網羅人才並設法保留之。我國目前在數位經濟領域屬於後進者，故人才之延攬保留實為國家競爭力之命脈所繫，具備火車頭功能，可以帶動整體產業鏈之價值提升，故宜以政策特別保障。 二、數位經濟時代所競爭之人才為尖端人才，其薪給獎酬應比照國際水準，此政策始稱落實。否則為德不卒，仍無法構成吸引優秀人才之誘因，爰提高其獎酬股份延緩課徵門檻至新台幣三千萬元整。 三、本條第一項原規定員工於延緩繳稅期間內帳簿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者應視同轉讓，而於辦理帳簿劃撥之年度課徵所得稅，此將使股票持有人無處分價金卻須繳納所得稅，而顯與該條修正後前段規定之意旨有違，故予以刪除。 四、員工參加現金增資認股，與股東同為實際出資人，故前者因此取得之股票不應列入公司獎酬員工股份基礎給付範圍，而無須繳納所得稅及所得基本稅額，爰增加第四項之規定。 五、由於公司減資銷除股份以彌補虧損時，股東並未獲得任何對價，如果要課徵所得稅，不僅與量能課稅原則有違，更是在技術商業化失敗時加重懲罰提供者，而不利於創新環境之營造。有鑒於此，爰參考財政部99.6.18台財稅字第09900113280號令關於「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七條之課稅規定，於第三項但書增定此時股東所得為0。

一、創新產業界多次公開呼籲，發展產業創新最需要的不是政府的獎補助，而是法令鬆綁。既然如此，跨部會的法律及行政規範之簡化修正應該才是中央主管機關負責事項中最重要者。 二、「創新交易」（Innovation Deal）的概念起源於荷蘭的「綠能交易計畫」（Green Deal Program），意指在政府法規範還不明確時，訂定專法，授權政府於重大公共利益的創新上，例如綠能、通訊、金融等等，由政府與新創事業之間做成協定，讓新創事業進行有限度的測試。 三、歐盟2016年發布「改善新創導向投資規範」報告書，其所建議的創新友善法規架構，原則如下： 1.立法時必須將法規對創新的影響列入評估； 2.法規必須要有可預測性，但同時也要具有可以隨科技發展而調整的彈性； 3.法規必須能配合創新作跨領域調整； 4.法規修訂必須讓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 四、中央主管機關銜命負責跨部會法律及行政規範之簡化修正協調機制之運作，唯事涉其他平行機關之事權者，非中央主管機關所能掌控，行政院應針對下轄單位之協調進度，建立研考管制標準，以發揮綜效。 五、創新之成敗並非行政院一院之責任，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及立法院之作為亦會影響各部會之創新施政，宜由行政院負責跨院之溝通協調，以提升政府全體之效能。

一、創新產業具有高度自主性及全球流動性，只要經營環境有利，自然會吸引業者進駐；反之，則會離開。積極招商動作並無法改變業者之選擇落點。 二、地方政府為積極招商，常會出現失衡的資源分配，引致其他社會問題；且多有事前承諾事後跳票之情事，反生滋擾，以積極招商為績效標的，不如回歸改善經營環境的基本面。

國際企業願意至我國設立營運總部，理應歡迎。然我國既未有任何法令限制國際企業來台設立營運總部，又未對來台設立營運總部之國際企業提供任何實質的獎勵政策，此條實為冗文，徒增另一則公務人員無效益KPI，爰刪除本條之規範。

一、本條新增。 二、一般而言，新創公司從初創到穩定成長需經三輪投資： 1.天使投資：作為公司啟動資金。 2.創業投資：為產品市場化注入資金。 3.大型創業投資或私募股權投資：上市前的融資。 三、本法第三十二條已規範主管機關輔導及協助創業投資公司，為仍未對輔導及協助私募股權投資及天使投資作相關規範，故自本條起至第三十二條之四予以規範，以完整投資鏈。

一、本條新增。 二、第一項為本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所稱「私募股權投資事業」之定義，包含經營業務之要件範圍。 三、第二項為確保投資人之投資安全，本條例另對私募股權投資事業之財務報表為查核規範，相關子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四、國發基金所推動的「產業創新轉型基金」，其性質即為私募股權投資，既然政府已經意識到私募股權投資之必要，便應該開放此業務予民間，使公營私營同時存在於市場，以促進競爭。 五、合格投資人是指有著豐富投資經驗並能夠自負盈虧的專業人士。美國將投資者分為未受權投資者（unaccredited investors）、合格投資者（accredited investor）、老練投資者（sophisticated investor）、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s, QIBs）等幾類。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D條款規定，要成為Accredited Investor，投資者必須有至少100萬美元的凈財產，至少20萬美元的年收入，或者必須在交易中投入至少15萬美元，並且這項投資在投資人的財產中所占比率不得超過20%。 五、私募股權投資因未對不特定大眾公開，不應適用證券交易法等高強度管制措施，為避免投資弊端以及投資爭議，限制其資金來源僅能由「合格投資人」提供，較能防弊。

一、本條新增。 二、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之一，明訂主管機關應輔導及協助私募股權投資事業。

一、本條新增。 二、英國於規劃其天使投資人制度時，並未對投資人之資格設限為自然人，其企業投資計畫EIS、種子期企業投資計畫SEIS、社區投資稅收減免CITR、社會投資稅收減免SITR等計畫皆開放給營利事業或個人作為投資人。VCT雖是以投資信託公司的方式進行投資，仍對該公司之投資者實施賦稅減免；CITR更擴大賦稅減免範圍至「社區發展投資機構」之投資、借款、存款人。為促進創新產業蓬勃發展，資本來源越充分越多元越好，實無需特意設限。 三、英國EIS上限約每年新台幣1188萬元，SEIS上限約每年新台幣396萬元，VCT上限約每年新台幣792萬元，SITR上限約每年新台幣3960萬元。新加坡持有2年，抵減稅額上限25萬新幣，平均每年抵減額度約為新台幣279萬元。從以上數據分析，抵減額度並非有一定標準，但看主管機關推動決心。新加坡為我國發展創新產業之主要競爭國，我國之政策工具必須以超越新加坡之標準為標竿。 四、天使基金的投資標的是早期創業，也就是在創新中的種子階段（Seed）或者起始（Startup）階段。在這個階段，能最終創業成功，並且存活三年以上的機率不到百分之十，為鼓勵天使投資人勇於投入種子輪投資，不應限制天使投資的投資對象已成立多久。 五、泰國證券交易所計畫於2017年下半年成立創業版（exchange for listing startups），申請者於公司成立當日即可於該版掛牌募資。我國創新競爭國資本市場於容許掛牌時都沒有掛牌公司必須成立滿一定時間的限制，天使投資的規範理應比照辦理，才能維持競爭力。 六、參考「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五條。

明訂延長本次修正條文之適用至民國一百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