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組織法刪除第六十三條之一條文草案」，請審議案。

一、最高法院檢察署的特別偵查組（以下簡稱特偵組）在2007年4月2日正式掛牌運作以來，經常招致選擇性辦案、檢察總長不適任、特偵組檢察官辦案立場不公、成效不彰、濫權裁量之質疑，國民信賴度偏低。加上組織定位不明、案件管轄寬嚴不一、專業分工機制不全以及和法務部的人事審議、權限爭議，和一、二審檢察官偵辦權限、協同偵查等實務執行問題，讓社會大眾認為特偵組表現乏善可陳，不如預期，貶多於褒。 二、從制度面檢討特偵組存廢，台灣的檢察體制，並沒有特偵組存在的空間與必要。理由如下：首先，特偵組之設，形式上仿南韓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實質上源於對美國特別檢察官制度的嚮往。但是，美國設置特別檢察官，主要在於美國聯邦檢察官為行政官，雖有不受限制的追訴裁量權，但沒有獨立的偵查階段，恆受總統及檢察總長（1870年成立司法部後兼為司法部長）得隨時使之去職的威脅，為偵辦總統及其僚屬的犯罪，乃設置特別檢察官，賦予獨立調查階段，剝奪總統的任免職權。台灣的檢察官，繼受德、法、義及南歐諸國，檢察官為司法官，有獨立的偵查階段及職權行使，依法阻絕法務行政等的介入，任免事由繫諸絕對法律保留，使各級法院檢察署檢察官不論犯罪層級，均能無所瞻顧放膽偵辦。特偵組的存在尚乏空間，也無必要。 三、其次，國家資源有限，不宜設立兩個職權及管轄地域一模一樣的機關，此在德國法稱之為「機關職務不兩立性」，在英美法則稱之為「禁止機關功能重疊原則」。特偵組得執行一、二、三審級檢察官之職權，功能重疊，加上無限延伸的概括條款，更混淆與各該審級的管轄界限，剝奪人民對於案件管轄的可預見性，損及人民受管轄權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 四、檢察機關本應逐級設置並配置於法院，下級檢察機關執行職務苟有違法，上級檢察機關可對之監督糾正，乃大陸法系國家所信守的審級制度組織法理。於今，特偵組設在最高法院檢察署，卻無所選擇，依法只能站在第一線面對人民，一旦於個案中出現程序瑕疵，因無上級機關可資轉圜，只好被迫直接與人民對立，增加人民的怨懟，掏空檢察一體內控機制的同時，也丟失了人民對檢察體系的信賴。特別是，特偵組所管轄者俱屬重大犯罪案件，合於《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所定之「列舉重罪原則」，一旦聲請通訊監察，地方法院法官僅能為形式審核，縱夾帶輕罪監聽亦未生疑，無異放棄「監聽的法官保留」，形成控訴者角色與裁判者角色的相互吞併，使客觀公正的司法淪為行政治罪，寧有是理？ 五、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erger v.United States（1935）一案中指稱，為了特定動機（reasons）而為追訴，是《憲法》所禁止的。特偵組的設置，正是因為有了特定案件，據以產生特定動機而對於特定行為人所為之偵查與追訴，使政府高級官員與一般公民的犯罪控告有了巨大反差，徒增國家資源與社會成本的耗費。其欠缺檢察體系的內控機制，又憑藉法官對於強制處分審核機制的徒具形式，最終可能出現濫權與恣意，使檢察權的操作變得更不可預測，負面的另一端也可能出現追訴犯罪的缺口，不得不慎。 六、制度的改變常常因為個案而產生，美國因為1970年代的水門案，產生獨立檢察官制度，在1999年因為白水案的調查不力，獨立檢察官功能不彰，參與政爭等因素，所以獨立檢察官走入歷史，很多個案產生影響制度的結果。台灣的特偵組也應該接受相同的檢驗。馬政府上任後已累積諸多「執法不公」的個案，顯示特偵組淪為統治者政治鬥爭的工具，不利於司法威信的重建與民主法治的發展，已無存在之價值。本席等認為，立法者應本於職權，以及對民主法制價值理念之堅持維護，修法讓特偵組走入歷史。